湟中县的一切，都与塔尔寺有关，加牙藏毯也不例外。
加牙村离塔尔寺十多公里，从前没有市声，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。独特的藏毯编织技艺在此流传了数百年，传到杨永良，已是第七代了。加牙藏毯的诞生缘于塔尔寺扩建，需要大量卡垫和柱毯，随后，藏毯又在游牧民族中流行开来。小小的加牙村，曾生产了青海4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牧民的马垫、寺院里大部分的卡垫、柱毯，销往青海湖草原、祁连山草原乃至内蒙古。
传统的藏式卡垫、马垫色彩明艳，以蓝、红、黄、绿为主，对比强烈，图案包括花朵、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，乍一看，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。
加牙村里，还保存着一段明代的城墙。这个小小的村落，在当时是屯兵的重镇，杨永良的先祖，是随军从金陵迁来的。种种历史机缘，让这里成为藏、汉、蒙、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、碰撞与融合的地方。站在莲花山上远眺，塔尔寺鳞次栉比的庙宇殿堂上，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、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，浑然一体，仿佛得其所归。
加牙藏毯，实际上也是汉、藏、蒙等文化杂糅的产物。从花纹、配色、用料到编织技艺，背后古老神秘的文化密码，都被杨永良这样的手工艺人，通过双手日夜的编织，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。
[一]
岁末的青藏高原很荒凉，夏日如茵的草原，已凋敝枯黄，和戈壁、沙漠连成一片。这片土地上，仿佛只有塔尔寺的经幡、青海湖碧蓝的水以及杨永良编织的藏毯是斑斓明艳的。
高原的空气稀薄，寒气逼人，衬得夜愈发幽静。村边的小河并未完全结冰，呜咽般的水声也听得一清二楚。杨永良坐在织机旁，呼吸着炉子发出的淡淡煤烟味，熟稔地编织着藏毯。白天有干不完的农活，晚上才有空闲。炉子上温着廉价的青稞酒，冒着热气。累了的时候，他便走到廊下，对着清朗的高原星空，抽一根烟，喝一口酒，盘算下家里的开支。生活虽然艰辛，总归还是美好的。
加牙村离塔尔寺不过十多公里，稀疏的田园和村庄点缀其间。从前没有市声，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。公路只修到了村口，下车后还要走一段黄土路。村庄的阡陌上，着形形色色的服饰的村民，赶着藏细羊与耕牛穿梭往来。
他的家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，门前的土刚刚松过，等春天来时播种蔬菜。 眼前54多岁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皱纹深刻，比想象中要苍老些。他的二哥在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得脑膜炎去世了，而大哥，也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杨永良觉得，自己活到50多岁，已经是“老人”了。
日光明丽，他把椅子搬到走廊上，泡了两杯茯茶。实在没有什么可待客，他的妻子用自家腌制的酸菜炒了一盘红薯粉丝端到我面前。
离他家不远，有一段黄土垒成的残垣，现已做了一户人家的院墙，如果他不提，谁都不会想到，这是一段明朝就存在的城墙。残破的墙体靠着一个牛棚，一个不知名的树丛墙里长出来，把崎岖的枝桠伸向湛蓝的天空。
在村子不远处，还保留着加牙村的边界墙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加牙村是屯兵的重镇，建立城墙和边墙，一墙隔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民族。杨永良的先祖是明代从金陵随军迁过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历史的嬗变中，加牙村成为藏、汉、蒙、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、融合的地方。
湟中县的一切，都与塔尔寺有关。加牙藏毯的兴衰也不例外，无形之中，也影响着并不信奉佛教的杨永良的命运。
与杨永良的先祖定居青海差不多同一时代，为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哈巴大师的塔尔寺开建。经过数百年的扩张、重建，塔尔寺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恢弘的规模。莲花山上，数千间佛堂僧舍屋瓦嵯峨，鳞次栉比，金碧辉煌庄严。在大金瓦殿的千年菩提树下，磕长头转经的信徒络绎不绝。
清康熙年间，塔尔寺再次扩建，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诵经的坐垫，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。据《湟中县志·手工业》记载：“清嘉庆年间(1796~1820年)，宁夏地毯工匠大、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，村民马得全、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。民国二年(1913年)，加牙村有织业学校1处，与村民共做马褥、地毯。产品花样新奇、精致，在县内及甘肃武威等地销售6000余条。”此后，马、杨两家的编织技艺世代相传。马家随后迁往西宁，杨家世代居于加牙村，传到杨永良，已是第七代。父亲曾跟他提过，1929年前后，塔尔寺还向祖父订购了一批卡垫，家里叔伯兄弟没日没夜的赶工，织了一两年才完工。时迁世异，其间战乱频繁，政治风云波谲，塔尔寺几遭磨难。杨永良数年前重访故地，祖父辈编织的藏毯已经所剩无几了。
[二]
杨永良没有见过祖父，1962年他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已经40多岁，编织藏毯的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。杨家的兄弟姐妹多，活下来的就有八个，还有几个出生的时候夭折了，或者是1960年代初闹饥荒的时候饿死了。
父亲的负担非常的重，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回来，就点着一盏煤油灯织毯子，补贴家用。兄弟几个就趴在炕沿上，看父亲手持彩线和剪刀，在排列好的竖线上来回结着“8”字扣，山川、麋鹿、苍鹰以及花朵，慢慢地就浮现出来，豆灯暗淡，照着藏毯如同织锦。
他们兄弟几个几乎从记事开始，就熟知织藏毯的各种工序。杨永良是加牙藏毯的国家级传承人，但他心里，织得更好的也许是两个哥哥。
父亲在他心里很了不起，他去西宁工作过，给马步芳的部队织过马垫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步芳在西宁开军工厂，他主动去应征当兵。做了一辈子藏毯，父亲的手早给染料染成蓝色。招兵的人看出他是地道的老匠人，招他进厂，教授工人织毯技艺，给骑兵织马垫。湟中地区民族众多，却也界限分明，在加牙村，如今许多上了年纪人，连西宁都没有去过。
战争结束，工厂倒闭，父亲又回到加牙村务农。杨永良出生时赶上了饥荒，整个童年又是在“文革”中度过。当时，因为种种限制，加牙藏毯从市面上消失了。每天一睁眼，七八个孩子张嘴要吃的，脸都因饥饿而浮肿，父亲选择冒险，晚上偷偷织毯子，换点豌豆面。当时，宗教活动在藏区并未禁绝，僧人念经仍需要卡垫。
织藏毯是个细致活，十分考验匠人的耐心。织一英尺的藏毯，需要超过两斤的原料，大概是整只绵羊的毛，捻线就需要一天，一个人要织两三天，这还没有算上染色的时间。据杨永良介绍，羊毛染色用的染料是橡壳、大黄叶根、槐米、板蓝根等天然植物，与石灰沤制而成。染线时，将毛线、染料一同放入锅中浸染，再拿到河边漂洗、晾干，如此反复，直到颜色足够饱满艳丽，这一过程至少要五六天时间。父亲一整个冬天，也就只能织两三块卡垫。
当时，父亲织毯根本没有图纸可依照，完全是按照脑海中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，最后织出的图案分毫不差，完美对称。这种高超的”凭空织造”技艺，令小时候的杨永良啧啧称奇，直到自己成为一个纯熟的匠人后，他才明白“图案在心里，闭着眼睛也会织”。
1978年之后，经历了“文革”之后，藏毯可以光明正大的生产，彼时的青海湖草原、祁连山草原、玉树、果洛草原，仍有大量的骑马放牧的牧民，他们对藏毯的需求极大，杨家的订单络绎不绝，农闲时期便日夜不闲的织。1980年代初，加牙村家家户户都在织毯。当地俗语云“姑娘嫁到加牙里，不捻线着干啥哩”。现在在县城教书的加牙村人杨永昭对那时的兴盛景象还记忆犹新，“当时我从外县批发了11吨羊毛毛线，拉到村里，五天就被抢购一空。”
“修青藏线的路桥工人，回家路上，拐到加牙村，带几块毯子再回藏区，毯子转手卖给牧民，就可以赚一笔不小的零花钱。”杨永良说。
[三]
加牙村属于农耕区与牧区共存的地方，村里也有人养牛羊，但编织藏毯的羊毛并不出在本地的羊身上。青海湖草原、玉树草原乃至祁连山草原的牧区的牛羊毛，绒毛厚，纤维长，弹性强，光泽度好，是编织藏毯的优良原料。
每年夏天，藏区草原的牧民收割好牛羊毛，卖给加牙村的村民。经过一个秋冬的染色、捻毛、编织之后，鲜艳的藏毯由进藏的人带回草原，搭在牧民的马背上。不论是羊毛出藏，还是藏毯进藏，都要经过日月山古道，杨永良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。
从加牙村进藏，西去六十余公里，青藏公路横穿日月山。车行至山脚下，仰望两座乳房状的山丘，并不觉得巍峨。在中国自然地理上，日月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，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，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。
在青海人心中，它还有更沉甸甸的“阳关”之意。日月山在唐朝叫赤岭，远望如焰火，近看如染血，土石皆赤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“交马”隘口，中原与吐蕃使臣需在此换乘对方的马，方可踏入异域。贞观十五年正月，一支浩荡的队伍，护送着文成公主远嫁西藏，过日月山，在此中转。文成公主在山顶支起帐篷，在故乡做最后的一梦。回首不见长安，西望一片苍凉。“过了日月山，两眼泪不干。”就如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阳关，一去一万里，总有个分别地。
文成公主进藏后，她身后的日月山古道便成了一条浩荡的文化、商贸之路。日月山附近，湟源、湟中地区，就成了文化融合、碰撞之地。塔尔寺内的庙宇殿堂上，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、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，浑然一体，仿佛得其所归。
加牙藏毯，实际上也是这种汉藏文化杂糅的产物。史料记载，文成公主进藏前，西藏的几乎没用缫丝织造技艺，而自她带去的两万匹锦罗绸缎后，藏区的贵族开始“释毡裘，袭纨绮，渐慕华风。”哈达甚至成为藏人相互致意的最好礼物。织造技艺进入藏区之后，和当地的环境发生碰撞，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牛羊毛编织技艺。
至今藏毯的编织技艺仍由杨永良这样的汉族人所掌握，而藏毯的使用者，却主要是藏族、蒙古族。
据杨永良回忆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块卡垫也要近百元，对于当时而言，是一笔巨款。有藏民牵着牛羊，用袋子装着糌粑、豌豆，再添上一些钱，来找他换藏毯。
在杨永良的工作间里，堆放着织好的藏毯，较传统的藏式卡垫、马垫多色彩明艳，以蓝、红、黄、绿为主，图案包括花朵、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。配色时，通常是两种和谐的色彩并列在一起，比如红色和白色，然后杂以第三种不和谐的色彩，如蓝色，形成强烈对比。乍一看，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。杨永良并不能解释，为什会这样配色，只是世代这么织的。宗教学者却为其赋予了许多涵义。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汤惠生却认为，这种风格的形成，也许是起初各种绘画、配色风格汇聚到一起，融合未谐所致。
[四]
杨永良家的墙上，挂着一张许久没有卖出去的藏毯，那是用在马背上的，他特地用了最稠密的织法，更结实耐用。他准备裁剪成两张卡垫，“来旅游的人或许会考虑购买。”这几年，杨永良很少织马垫，那些从前是卖给牧民的，他们曾经是藏毯最主要的消费者之一。
在青海广袤的草原上，曾生活着数十万的游牧民族，他们大半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，马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，所以牧民饰马不惜重金，有金饰、铜饰，珠玉联翩。编织毛毡，覆盖马背，鞍镫衔铃，皆用金铜。为适应逐水草放牧，游牧人居住于帐幕穹庐，庐幕内并不简陋，中立擎天柱，内挂刺绣壁毡。他们对华丽的加牙藏毯需求量极大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，杨永良常和村人们一起牵着马，带着帐篷、铁锨、干粮，沿着日月山古道，走十八九天，到达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草原挖金子。沿途还可见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洁白的毡房散落在草原上，放牧的少年策马奔腾的塞外图景。即便是在九十年代，诗人海子仍在青海湖边，为马匹、牧民和野花写诗。
1980年代的藏毯“小阳春”只昙花一现。“只是为了实用性，人怎么织得过机器？”杨永良是这样理解市场的变化的。1990年代开始，内地的机器织毯流入青海、西藏的市场，价格相对低廉，手织藏毯便如泥沙俱下。到1994年，加牙村的织机全都安静下来。“一条手织的藏毯，越用越结实、越用越光亮，传三代人没有问题，而机器织的，最多也就用20来年。”此时，一位匠人对于手工藏毯的留念，就显得苍白而无奈了。
仅仅是因为机织毯的原因吗？显然不是。如今辽阔的草原已不再属于马、牧民。进入21世纪，政府开始推行游牧民族定居工程，“成果显著”。牛、羊急剧减少，牧民们纷纷转行。他们曾是加牙藏毯最重要的消费者。
杨永良一生中，只有一次后悔过学织藏毯。
1990年代中后期，村里的青年开始纷纷外出打工，挣的钱比种田放牧多。他的三个孩子在县城读书，每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“早知如此，当初还不如学个泥瓦工，干建筑多挣钱啊。我这把岁数如果去做小工，也没人要，还得回去织毯子。”
加牙藏毯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，他被评为该项目的传承人。游客有时会买，慕名而来的订单也多了些，“收入和打工也差不多。”他开始向市场靠拢，织起汽车垫子、挂毯等，图案也新潮起来，梅、兰、竹、菊。
如今，只要听说哪里的地毯厂破产了或者处理毛线了，杨永良总忍不住拿上从牙缝里省下的钱，跑去买来价格较低、质量上好的毛线保存起来，虽然暂时用不上，但他总想着，什么时候，藏毯也许还能再有春天。
